湖北著名集邮家屠鼎芳的人生轨迹

    编者按：武汉号称九省通衢，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相比杭州、郑州、西安、兰州、贵阳、成都等这些比武汉小得多的城市，在中国过去的集邮史上，却从没有一个有影响的集邮组织。非集邮者不多也，乃缺少一呼百应、甘于奉献的领军人物也！1946年，武汉集邮界才开始反思没有邮会的不足。1948年，德高望重的屠鼎芳先生带头发起筹备汉口邮票研究会，并出钱出力。尽管因时局变化，这个组织并未正式成立。但屠鼎芳先生的精神却值得邮人铭记在心。本刊曾于2001年第六期专版推出过主编综合的屠鼎芳自述及他公子屠德钧先生的文章，现值此屠鼎芳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特再次组织陈波副会长撰写《湖北著名集邮家屠鼎芳的人生轨迹》，以纪念这位曾经为湖北集邮作出贡献的先贤。

    （一）

    1904年8月3日，屠鼎芳出生于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城区）一个世族后代家庭，谱名一培，又名培一，字鼎芳。1910年6岁时就读于家乡私塾，后从屠氏竞进小学毕业，又于1918年7月入私立宁波林氏商业专修学校学习两年。1921年4月，不满17岁的屠鼎芳经族人介绍来到汉口，进入三北轮埠公司汉口分公司任练习生，后又被派到长沙分公司实习，并曾在长沙青年会夜校学习英语。1924年8月回到汉口分公司后，他被逐步提升为助理员和业务员，直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随公司撤离汉口。

    1928年，由上海滩著名的“宁波帮”首领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大力开拓各地市场并增加船只，聘请许多外籍船长负责各轮航运，业务日渐发达。这时，从国外寄给这些外籍船长们的信件非常之多。在汉口三北公司工作的24岁青年屠鼎芳，早年已知道集邮是高尚的娱乐，可使自己的学识增进，此时有机会见到了这些信件上所贴的花花绿绿各种邮票后，为其鲜艳、美丽的图案所吸引，随之向这些外籍船长们要来信封，取下邮票后一一收藏，由此而开始了其长达50年的集邮生涯。

    初始集邮之时，屠鼎芳仅按国别区分后简单地贴于影集中，闲暇时翻阅欣赏，自得其乐，曾颇感满意。几年以后，屠鼎芳结识了汉口租界内的两位资深集邮者钱心如和林豹岑，分别参观了他们丰富的中外邮品，大开眼界。长期担任德商西门子洋行买办的钱心如主集外邮，大量的藏品以胶水纸精心粘贴于活页邮册上，“分期成套，整列有序”；而在德商美最时洋行任职的林豹岑主集早期华邮，各种票品及其实寄封、变体票等经整理后，均依次贴于上海集古社朱世杰编印的邮册中。屠鼎芳欣赏过这两位琳琅满目的藏品后，对他们的收集方法深感钦佩，“不觉眼界为之一新”，并对自己杂乱无序的邮集开始仿效改进。

    我国早期著名的甲戌邮票会于1934年5月在河南郑州成立后，身为该会汉口通讯处负责人的林豹岑，曾主动邀请屠鼎芳加入其中，并告知可获读会刊，多得邮识。但此时早已结婚成家的屠鼎芳，因误解入会后可能沾上政治“色彩”而心存疑虑。为慎重起见，他婉言谢绝了林豹岑的邀请。但此后数年，屠鼎芳集邮一直进步缓慢，并在后来对自己当年未及时入会的“一念之错”而感到追悔莫及。

    某一年，屠鼎芳从上海寄来的报纸上，偶然读到了苏州的五洲邮票社刊登的小广告，随之寄去一角银钱，索取了各国邮票十种和一份售品目录。看到这些五光十色、种类繁多的各国票品，深感难以鉴别的屠鼎芳，又找到汉口基督教会经营的圣教书局，买来一册美国出版的斯科特邮票年鉴以供参考。自从看过这本英文版的斯科特年鉴之后，他开始明白“邮品范围之广，如大海之无边；集邮学识之深，如大洋之无底”，自觉集邮多年还“未入正轨”，并因此而从事进一步的改进。

    1937年下半年，屠鼎芳开始收集成套的国邮以及伪满洲国邮票。票品来源除已迁移到上海的五洲邮票社以及安徽芜湖的大同邮票社等外地邮商之外，他还时常到本地邮商许国安开办的万国邮票社和每周六出现在汉口美国海军青年会的外籍邮商处选购，藏品逐渐初具规模。在集邮方面感到“已稍上正轨”的同时，屠鼎芳在经济上也花费了不小的代价，而且其多年积攒下来的许多复品一时无法出让，使他颇感困惑。

    不久以后，屠鼎芳又结识了在汉口法租界开设新生活书店的浙籍同乡吴雅南及其弟吴馨山。当时，吴氏兄弟收集了大量废旧邮票用以制作精美、独特的邮票贴画，但同时也损坏了不少品相较好的信销票，使邮兴正浓的屠鼎芳“殊觉可惜”。于是，屠鼎芳将集邮之道告知于吴氏兄弟，开导他们将较好的票品标价出让，余下破损者可剪贴制作邮票贴画。由此吴雅南顿开茅塞，所出售的票品大受集邮者欢迎，以至于“购者踊跃，求过于供”，成为本地知名的邮商。这时，屠鼎芳亦将自己的复品全部委托其代为出让，所得款项“用以购置早期国邮”，在集邮品种和数量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二）

    1938年10月25日，侵华日军攻占了武汉三镇。为了躲避战祸的蹂躏，屠鼎芳及其家人随着汉口三北轮埠公司的员工们一起，于武汉沦陷前夕沿着粤汉铁路撤到了湖南长沙，合并于长沙的三北分公司。在长沙短暂工作了近一个月后，屠鼎芳携家人经上海等地辗转返回了宁波老家。但不久后，已从三北公司停薪留职的屠鼎芳，在因战乱而失业的沉重压力下，又被迫从宁波出发向后方内地逃难。1939年底他来到广西桂林后，曾在当地的国光印刷厂和远东实业公司担任副经理兼工务主任、总公司协理等职，直到1944年秋因日军逼近而离开桂林转赴云南昆明等地。

    在桂林安顿下来以后，屠鼎芳因集邮票品来源困难，曾数次利用当地报纸的小广告栏征求、收买各种邮票，可惜毫无所获。所幸的是，他于1940年加入了从杭州迁到上海的新光邮票会，成为其1689号会员并获颁发第585号会员证。从此，他得以按期收到“新光”会刊，阅读之后，顿感“并无任何（政治）色彩，且是邮海灯塔，给你广泛的邮识和介绍邮友”，深悔未能早期加入邮会。“新光”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暂时休会期间，他又于1941年下半年加入了已迁到西安的甲戌邮票会，并一举成为其第1531号永久会员。后来，他为庆贺“甲戌”成立10周年，曾向该会捐赠每套6枚、价值国币30元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桂林年会”纪念邮戳特别销盖明信片10套，并与阎东魁等“甲戌”负责人长期保持联系。

    除了在当时邮坛上鼎鼎大名的“新光”和“甲戌”两家邮票会外，屠鼎芳还于1941年下半年加入在苏州成立不久的大华邮票会（该会后改名为“新光”苏州分会）；1943年春加入设在贵阳的金竹邮票会，成为该会第261号会员，并于1945年春向该会捐款国币3千元以支持会务的运作及会刊的出版，为同期捐款金额最高之会员。1944年夏，他又积极加入在兰州新成立的金城邮票会，成为该会第8号会员，一年后又成为其永久会员，并向该会捐款国币3千3百元，亦为同期捐款金额最高之会员。

    屠鼎芳在桂林停留期间，1941年底著名邮商王劳生由香港迁来经营各种邮品，一时带动了桂林集邮风气的发展，使此时的屠鼎芳也小有收获。但可惜好景不长，1944年秋，日军向广西柳州、桂林一带发动进攻，时局严重，屠鼎芳又不得不收拾行李、携家带口，匆忙离开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使屠鼎芳深受打击的事：从桂林出发之前，因随身携带不便，屠鼎芳曾将自己收集的各种邮资片、特制片、风景片、销戳纪念片和各种实寄封、邮刊杂志、年鉴以及其他书籍、杂物等，装箱后托人与华成机器厂的机器一起运往后方疏散。那知因柳州铁路受阻，火车无法西驶，所有物品奉命被毁弃于途中，导致屠鼎芳花费十余年心血所得来的大部分邮品和书籍，连同各地邮友寄来未及整理的邮册票品等，与华成机器厂的机器设备一起同归于尽，令他心痛万分，久久不能释怀。

    1944年11月至次年9月，屠鼎芳来到云南陆良、昆明等地，曾担任中一实业公司陆良办事处主任等职，并在此终于等到了我国八年浴血抗战所换取的最后胜利。

    1945年10月1日出版的《金城邮刊》第8期，刊登了屠鼎芳所作《集邮的回忆》一文，成为他在邮坛上发表的第1篇邮文。在文中他详细回忆了自己的集邮起源和经过，并坦诚地透露了集邮以来的心得和体会。如他在最后1段写道：“就我的经验，觉得集邮必须加入邮会，以免暗中摸索；票品要约而精，国邮即属必需，……其他可择优而取，不必强求”，对当时的邮友们颇有启发意义。次年4月，他又在《金竹邮刊》第5卷第2期上发表了《我的集邮经验》一文，从“认清目标”、“找着头绪”、“循序渐进”、“知足即乐”、“助人助己”等10个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集邮经验及以往的教训，并且在文中还以自己的实例加以说明，极富教育意义。

    （三）

    抗战胜利后，饱经磨难的屠鼎芳满怀喜悦，携家人于1945年10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第二故乡——武汉，并被恢复设立的汉口三北轮埠公司提拔为业务主任一职。重新安家立业以后，因为工资较高而且收入较为稳定，屠鼎芳从此进入了开始集邮以来的黄金时期。除了将每月工资的一部分留作日常家用外，他以其余部分几乎全部用于购买邮品。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地投入了组建本地集邮组织的活动中。

    1946年初，屠鼎芳结识了从外地回到武汉的邮友陈维瑞、戴行遥、金中甫等人，并与一直留在汉口的吴雅南等老邮友恢复了交往。他们时常在陈维瑞开办的武汉邮票公司等地聚会，互相交流各种邮识，选购各地邮品。这时，武汉三镇已有众多邮人聚集，但相互间曾经很少往来。在此情形之下，经吴雅南等人提议，已转为“新光”永久会员并获重新颁发第664号会员证的屠鼎芳，与任福田、王培德、金中甫等人一起，决定依照“新光”章程发起成立“新光”汉口分会，很快得到了其他多名“新光”会友的赞同和响应。当年5月5日，适逢“国民政府还都纪念日”，武汉的20余名“新光”会友欢聚在汉口中山大道著名的“一江春”西餐厅，协商成立了“新光邮票会汉口分会筹备会”。德高望重的屠鼎芳在会上被推举为分会会长，但因批准程序问题而改任9人筹备会的主任筹备员，并代表筹备会分别向汉口市政府和上海“新光”总会呈交了备案申请书。从此，武汉的集邮者们开始联合起来，每月定期举行聚会活动，使本地的集邮形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两年以后，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新光”汉口分会未能正式成立，但以屠鼎芳为首的武汉集邮者们，又逐渐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聚会活动。1948年8月4日，屠鼎芳应邀在邮友戴行遥主办的汉口《正风报》副刊《武汉邮风》周刊的第1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贡献给邮政当局――代我们的话》的短文，阐述了集邮的目的和意义，并就当时的邮票发行问题向有关当局提出了希望。不久以后，他又在《武汉邮风》周刊第7期和《武汉邮风》月刊第3期，先后两次发出了“武汉的集邮同志们，起来吧！快来组织邮会！”和“重整武汉（的）邮票研究会！”的号召，再次得到了本地邮友们的积极响应。

    经过与多名热心邮友的酝酿准备，屠鼎芳等人盼望已久的“汉口邮票研究会”于1948年12月12日召开了第1次筹备会，20余名本地集邮者踊跃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始时他被公推为临时主席，报告了开会宗旨。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后，屠鼎芳再次被推选为主任筹备员，随即带头捐赠了金元50元和500份入会申请书，会后并向汉口市政府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但可惜到了1949年初，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反共内战中连连失败，导致国统区内百业萧条，民不聊生，政治、经济形势濒临崩溃，由屠鼎芳等人倡议发起的“汉口邮票研究会”未能等到正式成立，最后在临近解放之时于无形中“流产”了。

    在反复号召、筹建本地集邮组织的同时，屠鼎芳对于在本地普及集邮知识、宣传集邮目的、开展集邮研究等方面也非常重视。早在1946年9月，他就大力支持陈维瑞、戴行遥创办了本地邮刊《武汉邮昙》，并应邀为该刊题写了刊名。1948年夏秋之际，戴行遥、李国涛先后创办《武汉邮风》周刊和月刊后，他又不遗余力地给与了积极支持，被名列为《武汉邮风》月刊20余位顾问兼发起人之首，并主动为该刊的创办和出版发行多次捐款资助。在经费上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他还为《武汉邮风》带头撰稿，先后以该刊“特约记者”的名义或以“邮痴”为笔名，发表了《漫谈变体票》、《关于纪念（邮）票的种种》、《记“汉口邮票研究会”筹备会经过》、《加印“节建储金票”史证》等10多篇研究性或叙述性文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作为武汉集邮界的头面人物，屠鼎芳在此期间与各地邮友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也一直关注着各地集邮界的动态。1948年底，经常刊登、介绍各种解放区邮票的上海《近代邮刊》主办者钟笑炉，因遭人报复陷害而被国民党当局派员抄家并一度将《近代邮刊》查禁，他得知后感到极为愤慨。为了伸张正义，疾恶如仇的屠鼎芳不久即撰文在《武汉邮风》上发表予以声援，旗帜鲜明地表示：“奸人的破坏手段愈毒辣，我们的奋斗意志愈坚强”，并在文章结尾大声疾呼：“我们很为钟（笑炉）翁抱不平！……我们在这里颂祝钟翁康健！我们在这里祈祷《近代邮刊》万岁！！”。字里行间，充分表明了他与外地邮友们的深厚邮谊。

    （四）

    武汉解放和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3月至1952年2月，屠鼎芳曾以汉口三北公司业务主任的身份，接替解放前即已逃往香港的经理的职责，两度兼任公司的代理经理，全面负责三北公司的各项工作。1950年7月，他被选任为长江区航务局航业设计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又被选任为长江航务管理局海员产业劳动模范评选委员会委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一如既往地醉心于集邮活动之中。1951年10月，他还积极响应上海的原“新光”会友们的号召，与武汉地区的多名邮友一起，参与了倡议成立全国性集邮团体“中国集邮会“的发起人签名活动，可惜该会后来因故未能成立。

    1952年2月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起来的“五反”运动，给屠鼎芳的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从此时起，他与曾担任公司总务主任兼代理经理的夏榕卿一起，被工作组错误地当作资方代理人关押批判，并受到停发工资、责令交代“问题”和抄家等处理，后来又被赶出公司宿舍，被迫在外自行租房居住。在抄家过程中，工作组发现了他所收藏的国民党时期邮票，竟被当作“想变天”的证据而遭到严厉斥责和没收。“五反”运动结束后，他从1953年2月起，被安排先后担任了汉口港私营轮船业统一调配运输委员会计划组长、私营航业联合管理处业务组长等职，不久又调回三北公司重新担任业务主任，直到公司于1954年5月“公私合营”并入国营长江航运局时为止。

    从1954年5月至1958年3月，屠鼎芳先后任长航局包乘组理货员、“人民2号轮”理货员、机学班教员和“航2005号驳船”货运助理等职。在沿着长江上下游行驶的江轮上流动工作期间，他的工资收入虽然比以前大幅减少，而且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方便地从事集邮活动，但出于一个资深集邮者的本能，他在工作之余，仍不时从本地或上海邮政部门设置的集邮台购买一些新中国纪、特邮票，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此外，他还细心地将自己在轮船临时停靠上海、南京、重庆等地码头时从当地邮局给家人汇款的汇费单等全部收存起来，从而保留了一些盖有各地邮戳的实用单据，颇为难得。

    由于长期从事艰苦的水上工作，使屠鼎芳逐渐积劳成疾，身体健康状况大不如前。经组织上批准，他于1958年3月因患高血压而以“劳保”待遇病休，从此离开了他多年从事的长江航运工作岗位，当时不到54岁。同年4月的一天，刚开始病休生活不久的屠鼎芳，缓步来到驻地所在的江岸区某街道投票站，参加了武汉市第3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依法行使了一个普通公民的神圣权利。投票完毕后，他将写有自己姓名并盖有大红印章的选民证精心保存起来，后为其家属珍藏至今。通过这张收存完好的薄薄选民证，使人感受到了他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人民政府的拥护。

    在离职养病期间，屠鼎芳除参与从事一些社区性的义务工作之外，仍与本地的许多邮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任福田、姚秋农、刘国霖、姜士楚、杨关平、吴雅南、朱汉清、戴行遥、乐美琮、陈鑫川等邮友时常与他会面，彼此互相交流邮识，观摩邮品。他与外地的阎东魁、钟笑炉等著名集邮家也书信来往不断，当时仍在经营上海“近代集邮商店”的钟笑炉，还专门给他寄来了该店的各种售品目录供他参考、选购，使他多有受益。

    在此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屠鼎芳及其一家的生活，如同全国大多数民众一样，受到了粮食供应不足的严重影响。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基本营养需要，他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忍痛出让了许多早期的珍贵邮品，甚至还有部分邮品被人乘机骗走，其丰富的藏品又一次受到了重大损失。但尽管如此，他爱好集邮、探求邮识的心情依然强烈。在此期间，他设法获取了北京的中国集邮公司编印的新中国邮票、解放区邮票以及苏联邮票的售品目录，以作为整理自己藏品的参考资料。1962年底，他又通过本地邮友乐美琮的介绍，订阅了苏州邮商柯斌每月编印的《苏一集邮店寄拍卖目录》，并不时寄款购买目录上的一些中外邮品以补充自己的藏品，直到1964年上半年该邮商停止营业。

    1962年10月中旬，武汉市中苏友好宫新开辟了综合陈列馆，并联合武汉市邮局、市文物商店和武汉市中苏友好协会，在该陈列馆举办了一次综合性的文物和邮票展览。长期在邮局工作的老邮友姜士楚，因负责邮票展品的征集工作，特意请屠鼎芳提供了部分清代邮票参加展出。在这部分展品的陈列柜中，还专门配有“屠鼎芳同志珍藏”字样的标签予以特别注明，颇为引人瞩目。这也是屠鼎芳的集邮藏品首次（同时也是生前唯一的一次）在公共场所对外展出，使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参展者本人的屠鼎芳，也认为这次展出颇有意义，精心保留了主办单位寄来的两份请柬和盖销纪念戳记的相关邮品。

    根据全国政协章程的规定，武汉市政协于1960年5月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始了征集“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的工作。此后不久，病休在家的屠鼎芳，作为解放前武汉地区实业界的知名人士之一，应邀与原汉口三北公司总务主任兼代理经理夏榕卿一起，合写了一篇题为《三北轮埠公司在汉口的经营活动》的数千字长文，提交给市政协作为向全国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供稿之用，但因故在当时未能发表，后被长期留存备用。

    (五)

    1963年8月，59岁的屠鼎芳经批准从单位正式退休。在此前后，他因患高血压病而常常不便外出购买新邮，只是由于老邮友任福田的长期关照，仍然代为购买、收集了当时发行的各种纪、特邮票，使他在寂寞的退休生活中，得以继续热衷于集邮爱好。他还完好地保存了抗战时期上海五洲邮票社印制的售品目录、在贵阳出版的《金竹邮刊》全套，以及解放初期上海邮局编印的《邮政业务手册》等集邮文献，以供不时阅读参考。

    时光流逝到了1965年的下半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阵“扫四旧”、批判“封、资、修”的狂风暴雨之后，公开的集邮活动被严厉禁止，各地的集邮爱好者们大多都受到了强烈地冲击。多年来一直给与他许多帮助的任福田等本地邮友的家中被查抄，大量邮品被没收、销毁，使屠鼎芳感到了形势的严峻。此时，他也只能在任福田老友的继续帮助下，小范围地收集一些印有毛主席以及林彪头像的“文革”邮票，聊以自慰。

    林彪集团于1972年9月倒台以后，凡有林彪形象的一切宣传品和邮票等又被查禁，集邮活动仍然得不到正面的承认和评价。压抑已久的集邮者们看不出集邮复苏的迹象，不禁感到困难重重、心灰意冷，慢慢走进古稀之年的屠鼎芳自然也不能例外。

    1975年夏，为周围邻居们热心地掌管着互助储蓄金的屠鼎芳，在一次去附近的储蓄所存款途中，因受小巷中冲出的汽车突然鸣笛惊吓而中风。虽经抢救而脱离危险，但71岁的他开始变得行动不便，从此再也不能走出家门，心情更加郁闷。此后，尽管仍不时有邮友悄悄找上门来买去一些廉价邮品，但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已感觉盼不到集邮春天来临的屠鼎芳，终于在某一天，亲手销毁了他收藏的大量民国时期纪念邮票，如美国开国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平等新约纪念、林故主席纪念、庆祝抗战胜利纪念等整版新票。这些印有当时的青天白日国旗或蒋介石、林森等人头像的纪念邮票，原来装满了放在床下的一支专用皮箱，曾经陪伴他度过了数十年的风雨。但此时为了求得一家人政治上的平安，他不得不将它们一版一版地亲手撕毁，再用家里的煤炉偷偷地烧掉，竟一直烧了两个小时才全部化为灰烬。事后面对家人的询问，他还心有余悸的回答道：“留着它们有何用，只会带来灾难……”。其无可奈何的痛苦之状，至此已难以言表。

    “文革”结束后1978年7月初的一天，屠鼎芳因独自一人在家时不慎摔倒，再次中风而引起脑溢血，经送武汉市第二医院抢救后医治无效，不幸于7月14日逝世，享年74岁。一位著名的湖北早期集邮家，从此离开了他曾经无限挚爱的集邮世界，结束了他50年坎坷不平的集邮人生。

    （六）

    屠鼎芳去世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日益好转、变化，群众性的集邮活动又再次兴起并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作为本地早期实业界和集邮界的一位知名人士，屠鼎芳的名字和生平事迹，陆续通过各种书刊的记述和介绍而又逐渐出现在人们眼前，并重新为人们所关注。

    1987年12月，由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武汉文史资料》总第30辑，发表了屠鼎芳与夏榕卿于“文革”前合作完成的《三北轮埠公司在汉口的经营活动》一文，详细介绍了解放前后三北公司的兴衰始末，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这也是屠鼎芳在解放后唯一被公开发表的论述，可惜在他辞世近十年后才得以面世，令人感慨万千。

    在纪念武汉解放45周年及武汉市集邮协会成立10周年之际，由湖北科技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的《武汉集邮要览》一书中，于解放后首次披露了屠鼎芳等武汉集邮者在解放前积极奔走、筹建本地集邮组织的事迹，并通过新旧两个历史时期的鲜明对比，使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新形势下我国集邮事业蓬勃发展的来之不易。

    进入新世纪以后的2000年6月，曾在武汉工作、生活多年的江苏徐州集邮者林建濠，为了表达对已故邮坛前辈屠鼎芳的怀念，在香港特区集邮研究会编印的《香港特区邮刊》第2辑发表文章，介绍了“文革”前他从屠鼎芳手中获赠的1947年《汉口市邮件投递分区简图》和《武昌市邮件投递分区简图》，使屠鼎芳生前曾经收藏过的这两件珍贵的邮政史料，得以首次呈现在海内外集邮者的眼前。

    2001年6月至8月，在武汉刚刚成立一年的荆楚邮学会，连续在会刊《荆楚邮林》当年第6～8期，以《屠鼎芳自述》的醒目标题，转载了屠鼎芳于1945年10月发表在兰州《金城邮刊》上的《集邮的回忆》一文，以及其子屠德钧提供的《屠鼎芳简历》和邮坛泰斗郭润康关于屠鼎芳曾在贵阳《金竹邮刊》发表邮文的来信，并在“后记”中表示将继续宣传、介绍屠鼎芳的生平事迹，弘扬他在各个时期对于集邮的执著精神。

    在即将迎来屠鼎芳诞辰百年之际，由湖北省集邮协会编撰、武汉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权威性专著《湖北集邮史》，根据各种早期史料的记载以及其子屠德钧的深情回忆，分别在相关章节中记述了屠鼎芳一生多舛的集邮经历，并选录了他的部分邮文及当时的照片。书中对他在湖北早期集邮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首次给予了全面的回顾和高度的评价，使之成为对他逝世25周年的最好纪念。

    今年的8月3日，将是屠鼎芳先生的百年诞辰。武汉集邮界为了缅怀他生前对本地集邮事业发展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贡献，将举行朴实而隆重的纪念活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通过了解以上的史实，我们在此坚信，他生前对集邮的执著追求与热爱，对邮友们诲人不倦的真挚与热诚，将与他不朽的名字一起，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