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龙术与进牢笼

登龙术与进牢笼

    一位集邮家想成名，想博得人家的同情爱戴，办邮会和办刊物，倒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但是这两者都是最不易干的事，你要没有决心和毅力，万一弄得不好，也许会变赞美而为咒咀，那么成名之望也就难了。其实任何主办邮会的人，都是一个大痴子！何尝是真的图名图利呢？我所说的不过是反话而已。汝纯兄曾寄我四言，倒很足以表示这一点，他说：“邮坛甘苦寸心知，独脚登场总是痴。闻道有人谈合并，馨香祝祷已多时。”末了两句便是我下面将要说到的，上两句却是为办邮会及会刊的人作了一个写照。我不知国外的办邮会是怎样，在国内来讲，无论哪个邮会，生命多只集于一二人之手，换句话说，就是邮会的好坏成败都只系于一二人之得力与否，亦得顺手，就能指挥自如，获人拥护，亦不得力，僦显得旁观冷淡，要是办得不好，还会有人要拆你冷台！因此更会连累到邮会和会刊的不幸。

    且说说中国几个出名较早的邮会。第一个就是神州邮票会，大约是民国十二年吧，会员有陈复祥、张承惠、朱世杰诸先生。但是由于几位中坚份子生了意见，不到一年就垮了台。那时在外埠有一位办交换会的，是湖南辰州的熊宴秋先生，但是人在内地，消息沉闷，不能引起邮人共鸣。只有周今觉先生，他凭了独特天赋，两三年来就把邮集弄得非常精彩，而且肯为大众呼声。不久就把中华邮票会弄起末了。此时杭州亦正发动一个新光邮票会，两会的比铰，新光自然比较幼稚得多，但两会的组织性却大有不同，中华会免不了周今觉先生的独裁，他有两个重要助手是张棣村和叶颂蕃，其他的虽列名董事，不过只是拥护而已。新光会表面虽是由我在主持，实际内幕还有许多人，所以各方都能顾到，远道如北京万灿文，香港陈江峰，以及赵善长、张赓伯、谢鄂常均已早有联系，更因周氏在文字上的不客气，激起阮景光、李隽青、袁醴波先后加入新光阵容，所以新光在十六年会员大为增加。周氏虽得海外声誉，但鉴于国内之不振，经极力拉拢谢鄂常始见发挥。当时新光亦不示弱，万灿文自京来杭协助，半年始归云南，继万之后又有王聘彦与蒋伯埙，赵善长尤寄同情，与我通讯往来不断，无奈好景不长，我既有事于外，汝纯、弗如均早去一方，中间引起聘彦与善长之不满，而甲戌会成立矣。其实三会之原动力均极相知，以爱会之切，而引起意见，遂各树其枳，讲到实际，即周氏亦能泯除私见而为公，邮学月刊之出版即见其瑞了。新光自迁泸后，有心人因交通关系无力拉致外埠邮人之同情，得甲戌在内地发行邮刊，亦甚心折。甲戌之活动，几全系于赵善长与阎东魁，但甲戌数易其地，内地人亦渐减少兴趣，故成都与金竹之产生，实亦甲戌之赐。

    胜利后我力主新光会应与外埠多多联系，嗣后虽成立武汉、昆明分会，但主持人并不在意，于是外埠邮人之期望，逐渐消沉，伍瑞小姐之通讯工作虽认真，但主持人从不一加顾问，试看北平邮票会主持人郑汝纯，无锡邮票会孙君毅，广州邮票会林萍湘，香港中国集邮会林金城与陈江蜂，均为新光之中坚人物，惜新光沪会不知运用，逼得别人只好各主其事矣！尤甚者新光之分会竟名存实亡，新光总会之新会则，已无分会之章则，忍弃分会于不问，使外埠热心拥护者伤心无已！我方主统一全国邮会之刍议，并得多人之签署，若以现在趋势而论，此事恐难望成。现在新光会理监事均为我之至好，但就事论事，我实在觉得新光会近来之一切措施，已远嫌其不当呢！

    关于合并邮会之议，赵善长近有来信一通，我还未复他，他在信中曾引用甲戌一卷七期预祝新光复刊辞中一段活：“本会(指甲戌)同人大半均新光会友，虽属埙篪各奏，实亦脉息相联。”并表示因甲戌近年来以人事分散，颇愿参合一起共成一会的意思来征询。我想这又是一个极好的联合机会，但我知新光会未必有人出来主持，至多仅仅有一个联合机会，难得会使外埠邮人有所满意的，再加世乱年荒，眼前是难以达此目的了。

    办邮会和会刊，实际上不能脱了一二主持人的关系，但主持者须得博采众意，如新光以往之成功，可说全赖各地邮人之拥护，主持者倘不注意及此，就容易招致人家的不满了！

    话要说回来了，一个邮会真的要使各个人都满意却真是一件难事，各地邮人的来信，你须封封亲自过目，并且还要有切实的答复，这已经就够办会和会刊的人头痛的了，何况当地还有当地人的责备，甚至有自身也列在理监地位，竟也要说风凉话责备人家的！所以当你热心要替会出力一点的时候，就是你已进入了牢笼，此后就只有听骂的份儿。要名的朋友们：谓余不信，何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