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咱们赶考
那一年咱们赶考
常言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生的两件春风得意之大事。咱们邮政同仁，都是曾经三考及第的“正途”出身（注一），因而皆有“金榜题名”之幸，终身引以为荣。
半个世纪以前，笔者于民国三十年在湖北邮区参加考试，以榜首录取，初入邮局时的资位是四等四级邮务佐，第一年还是试用时期（onprobation），期满实授方晋升为四等三级。依规定：“现任邮务佐者”，即有资格报名参加对外招考的初级邮务员考试（注二），适逢邮区招考邮员，我依例报考，竞争的难度虽较上次为高，但亦能顺利考取，而且再度名居榜首。“连中二元”，在邮区誉为盛事，当时局内的长官和同仁，都对我青眼相看，认为前程似锦，如能再接再励，似不难更上层楼，通过高等考试，再创“连中三元”的奇迹。
有志竟成，无须文凭
邮政高级人员，固然有不少是大学毕业以后才考进邮局的，但在五十年前，进
大学，拿学位，须有殷实的家庭经济为后盾，一般清寒子弟，望洋兴叹，通常只是读完中学就找工作谋生、养家，而邮局、海关、银行公开招考用人，遂成青年学子心目中的就业对象，尤以邮局考试制度建立有年，一向以公开、公正、公平著称，所以特别能吸引优秀人才，趋之若惊。
论待遇，邮局并不是顶尖的，但因其用人唯材，升迁有序，而且在职员工，几能刻苦自修，学力臻于一定的水准，皆可与外界具有高学历的人士，一同上考场，较量身手，力争上游脱颖而出。事实上，考试院历届举办“国家级”的高等文官考试——高级邮务员为其中之一类科——膺选上榜者，往往以局员报考者占优胜之势。例如：民国二十四年考试法颁布后，我国首次举办全国性高等文官考试，其邮政类的“高考状元”为邱信亮先生（注三），跟他同年同榜及第者，计有王叔朋和应国庆诸公（注四）。他们三位都是在职邮务员报考而获中的。那一榜的同年之中，自亦有多位是大学毕业生考取的，例如光复初期在台湾邮区担任观察室主任的张新瑶先生，他就是国立武汉大学毕业后才参加知音会琴台邮政高考的。总之，邮政考试用人，端视真才实学。初不论其学历高下，有本领，就考得上， 这种制度，是向“文凭主义”挑战，给有志上进二没有辉煌学历的在职青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激励，给事业以安定的向心力。就我所知，邱、王、应三公。当年上考场时似乎都没有用大学毕业文凭为报考的资格，而为“现任二等六级以上邮务员”。
胜利以后，首届高考
从初级邮务员晋升到二等六级，大约须经三年多光景，抗战胜利的翌年，我已转调台湾邮区，而报考高员的资格己够。八年离乱，山河重光，全国欢腾，复员声中，各地需才孔急，但邮政经济的元气未复，用人竭力撙节，接连着两年，没有举办高考的消息，倒教平素准备充分，磨砺以须的“赶考相公”们，有一点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样子。
民国三十六年春天从南京传来新闻，说那一年将是抗战胜利以后的第一个“大比之年”，考试院将举办复员后首次的全国性高等文官考试。起初，尚不知其中可否有“高级邮务员”这一类科，因为据说邮政当局鉴于人事紧缩的方针，可能一时尚不拟扩增高员名额，也许会在这一届高考中“从阙”。后来获悉仍将依例招考，俾全国各省有志献身邮务工作的青年士子，皆有机会参加纶才大典，尤以沦陷敌伪地区历经抗战八年、战后两载，前后十年之久，无缘参加国家考试的华东、华南菁英人才，更应使之有“脱颖而出”的平等机会，则其意义自更重大。
那一年高考，全国三十余省市，依交通情形划分为十七个考区，而台湾宝岛因有海峡相隔，特设一考区，亦理所应尔，何况，台湾自甲午战后，被日本割据达半个世纪，到民国三十六年方才在台湾首次设置考区，“开科取士”，尤属国家盛事。记得那一年秋天，十月二十日起，一连三天，在台北举办高考，考场就设在台北市重庆南路的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赶场的考相公为数以千计，而报考邮政类的大约也有一百多人，其中本局周在职二等六级以上邮务员，不下数十名。
《邮政大事记》在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二十日特别记录了这一件“大事”。文曰：
“本年度高等考试特种高级邮务员考试，全国分十七试区举行，试期自本日至二十二日共三天。”
命题从难，评分从严
那一年，我才二十多岁，还是单身汉，住在牯岭街二号一幢邮政单身宿舍里。同舍者计有五位，包括来自浙江的刘绍忠、东州的马名孚、福建的林先生（已忘其大名），以及湖北来的柴德贵和我，其中仅我与柴先生两人为“考相公”。从牯岭街到女师考场不远，我们徒步前往，为时不过十分钟即到。回忆当年一连赶考三日，朝出暮归，每天虽只考三门功课，九堂下来，亦颇感疲累，原因倒不在乎题目艰深，而是每一门考卷，除了外国文之外，都规定要用毛笔恭楷书写，不得潦草，实在是一件相当辛苦的事。（注五）
平时难得用毛笔写字，到考场吮毫磨墨，加上心情紧张，一面要思索题义，解答力求不违题旨，另一面又要注意文从字顺一笔不苟，尤忌笔走龙蛇，舛误涂改，给考官一眼看去就印象不佳，那就则指望得高分了。
说什么“高分”？事实上，那一年高考各类科中，勉强将“高级邮务员”列入，如前所说，原本是邮政当局所雅不欲为之事。所以，当时在考生中早有一种风闻：邮政当局曾示意，请考试委员要出难题，而评分更须从严，最好是没有任何考生能够及格，“宁缺毋滥”云云。
所考九科，依序为：（一）国父遗教，（二）邮政法，（三）民法，（四）宪法，（五）英文，（六）经济学，（七）邮政公约，（八）地理，（九）国文。
据回忆：那一届的国文考题是论文与公文各一篇，前者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说"，后者为“拟行政院通令所属各机关员司应切实奉公守法倡导廉能政冶而利建国由"。我已经无从追忆当初自己是怎么“胡诌”发挥那篇论文？
英文题目除汉英与英汉翻译各一篇外，另须作一篇三百字的论文，题曰：How To Expand Chinese Export Trade。高考各类科内须考外国国语者，据说当时只有“外交领事官”和“高级邮务员”两科、而考题不论为英、法、日、德、义或西班牙文，邮员皆与外交官同样的考题，由同一考试委员出题、阅卷、评分，要求标准当然很高。
高级邮务员必考的“邮政法”与“邮政公约”两门，有人以为是在职人员的得分之钥，其实亦未必尽然。就我所知，那一年所考的“公约”，出题冷涩。难倒了不少考生。例如其考题之一为“英衡制与米突制之比率如何?”令人无从索解，更不必说如何发挥了。全部几千本考卷中，没有几人及格的。
金榜题名，百不获一
谈到要“及格”，真是谈何容易？三十六年“秋阖”，考卷集中在南京考试院评阅，到翌年三月二十日方在南京放榜。计全国十七考区、三十多名考生，仅得十一人上榜而已。这一“金榜题名录”，曾在三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的《现代邮政》月刊二卷六期36页上披露（注六），刊登在“读者园地”栏内。原文如下：
金榜题名
编者先生：三十六年度与高考同时举行之特种考试高级邮务员考试，本区内地各局同仁参加者颇多，顷闻考试成绩已在京放榜，但报章上迄未见到，拟请贵刊探明录取榜次人名，在贵刊上发表，以慰众望。
（四川）绵竹邮局启四月二十七日
编者复：三十六年特种考试高级邮务员考试及格人员，已于本年三月二十日在考试院门首榜示，计：张崇德（陕西）、李秉正（贵州）、徐上寺（江西）、归纪春（台湾）、潘安生（台湾）、赵俊峰（北平）、徐昊泉（北平）、郝煜（陕西）、吴竟成（浙江）、王福连（南京）、林家旋（福建）
这十一位榜上有名者，分属于八个考区，可知当时十七个考区之中，有九个考区（过半）数的全部考生并无一人上榜。现在仅知南京一区的投考人数即达三百二十四名，而全国投考者（二千余人）之众，因此至少有百分九十九的考相公是“名落孙山外”了，其录取率不足二百分之一，这也许是自有邮政高考以来最难上榜的了，而台湾邮区竟能有二人题名，亦云侥幸矣! 台湾《新生报》于该届高考榜发之后，曾以特别向荣登金榜诸君致贺（注七），并强调申论此为台湾省光复后首届举办之国家高等文官考试，意义不同寻常！
名落孙山，有感之言
我们同榜十一人之中，两人原已在台湾，后来王福连年兄也自南京调来台区，因此，同榜在台者计有三名之多。正巧，咱们三个也都是籍属江苏同乡，不知其他各区上榜的同年之中可否还有江苏人？更不知这十一位同年今犹健在者尚有几人？在台湾的归纪春同年不幸早逝，而福连与我则亦皆退休十年于兹垂垂老矣！
最后，我想借《邮人天地》转载当年曾在《现代邮政》发表过的一篇“读者投书”，是那一年一同赶考而落第的一位考相公，对于那一届高考“评分过严”有感而发。并有所建言，因其颇具历史文献价值，特予照录如下：（注八）
写在高级邮务员考试放榜以后
编者先生：
卅六年高级邮务员考试业于本年三月在京放榜，计录取十一名。据悉此次应考者二千二百余人，除局中同仁六百余人外，专科以上学子报考者亦极踊跃。因系胜利后首届全国性之考试，料想其中必多处心积虑之士，成绩定属优良，不意榜发后仅录取寥寥数人。笔者忝居应考者之列，以准备未充，不幸落第，惟衷心颇有不能已于言者，愿借贵刊篇幅一抒所感。
回忆本届考试，部方本不允举行，几经周折，始蒙批准，惟闻事后曾致函考选委员会请予从严录取。若果属实，则名额之少，实非意外。吾辈邮政人员服务邮局均历有年所，平时工作繁重，生活环境亦不甚佳，虽有进修之心，苦无良好环境及充裕时间，在此种种情形之下，不惟难以获取新的知识，即以往听学欲求不尽抛荒，才殊不易。
吾人所以仍毅然应考者，实以既许身为邮政人员，自应力图进取，况参与考试可鼓励进修、充赀学养，俾他日能担负重任。顾吾人此种用心，似未蒙当局注意，若干措施且有乖兴情。如本届国际邮政公约一科命题即一反以往成例，务求艰僻，结果该科成绩均属低劣，总平均多不能达录取标准，实以此为致命伤。吾辈邮人于法规公约各科虽无特殊心得，以平日接触机会较多，如题旨非出冷门，至少应勉能及格或得较高分数，庶可与外界竞争。闻此项得十余分者，比比皆是，抑谁之咎欤。
自局方颁布甄拔考试办法后，迄今仅举行一次。近年局势动荡，举办困难，虽属实情，惟当局如欲奖进人材，似应排除万难，毅然迅予筹办，庶局内同仁能借工作成绩弥补缺憾，且因积资升等办法实行，若干同仁感于高考之徒劳无功，甄考逼遥无期，一味憧憬于未来光明之远景，不得进取者，当不乏其人。如果群存此种心理，寝假而见诸行动，于整个邮政当不无影响，如何速谋补救，实有赖于当道诸公。（以下从略）（投书人署名）周人。
（注一）我国自唐代建立科举制度以来，读书士子，学而优测仕走上服务公职的道路，以考试出身为正途。在官场上，经三考（县试、府试、京试）及第者，号称“正途出身”，目为清流，以有别于一般靠八行书引荐以及由买官嚣爵而夤进者。
（注二）昔年邮局考试用人，皆系对外公开竞争的考试，没有所谓内部举行“升等考试”。抗战初期曹办过一次“邮务员甄拔考试”，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嗣后即不再举办。
（注三）见《邮人天地》181期拙作“书生本色当如是，邮人风范念邱翁”。
（注四）王叔朋先生在台湾曾任邮政总局局长，应国庆先生为总局副局长，今皆退休，客居美国。
（注五）考卷须用毛笔恭缮，这一规矩是很“传统”的。从前以科举取士时代，考生的字迹、书法、往往影响成绩非浅。所谓“字是门面”，一个读书人如果不能先把字（尤其是小字）练好，就别想从考试出身得功名。现在用电脑阅卷，用铅笔涂方块作答的现代考生看来，是不可思议之事。
（注六）《现代邮政》是当时邮政总局对外发行的一份机关刊物，《以用扬邮政学术，灌输邮政知识，改进邮政业务为主旨》，性质颇似现今在台北发行的《今日邮政》月刊，而内容兼有《邮人天地》月刊的意味。
（注七）日后荣任考试院考选部次长的顾守之先生，也就是咱们那一届高考上榜的“同年”，每与他见面时，辄承以“年兄长”相称。
（注八）原载《现代邮政》月刊2卷5期27页。
（原载2002年《荆楚邮林》第三期总第23期、第四期总第24期、第五期总第25期、第六期总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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