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的优点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这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大文明，但却至少说明他们喜怒哀乐地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极其厌恶“(口者)”，厌恶“鬼做”，同时也就使他们不太注意修养，给人一种“少有教养”的感觉。武汉人说话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口气和方式。比方说，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沙！”这种说话方式，就很让外地人受不了！
更让人受不了的，则是他们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般地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即便要发表不同意见，也要先作铺垫，比如“阁下所言极是，只不过”云云。武汉人可没有那一套。如果他不同意你所说的，那么，对不起，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会一声断喝：“瞎款！”所谓“瞎款”，也就是“胡说”、“乱讲”、“扯淡”的意思。但如果你亲耳听过武汉人说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它要比其他说法生硬得多。
这其实也是直爽的一种表现，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武汉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喜欢当面锣当面鼓，最痛恨“阴倒搞”（背地里搞小动作）。“阴倒搞”也叫“戳拐”，一般指背后告刁状，也指说坏话、散布闲言碎语等。与之相配套的另一个词是“找歪”，也就是找岔子、找麻烦、找不自在的意思。所以，一个武汉人如果发现有人“戳拐”，就会找上门去，毫不客气地说：“么样，想找偶的歪？”这个“戳拐”的人也就只好躲起来。因为一个喜欢“戳拐”的人，在武汉是不会有容身之地的。
武汉人痛恨“阴倒搞”，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同意见，也要痛痛快快地当面说出来，包括说你“瞎款”。这好像有点奇怪。武汉人不是挺讲究“就不就味”的，怎么能这样不给人面子。也许，武汉人并不认为这是“不就味”吧！至少，还没见过因说“瞎款”而翻脸的。相反，如果一个武汉人会当面说你“瞎款”，则多半是把你当作了自己人。因为这说明他和你之间没有芥蒂，没有隔阂，可以随便说话，包括说你“瞎款”。
同样，说话“带渣滓”，也不会引起太多的麻烦。所谓“带渣滓”，也就是说话时带出骂人的话，又叫“带把子”（把，要读去声）。“带把子”就是“话中有话夹枪带棍的意思”（有趣的武汉话），其实不然。所谓“把子”，就是男性生殖器。因此“带把子”便有“见谁操谁”的意思，骂人的话，常常与“性”有关，这也是天下之通则。比如“他马的”，就略去了后面“儿童不宜”的一个字。“个板马”，后面也省掉了两个字，也是“儿童不宜”的。所以，说话“带渣滓”、“带把子”，不太文明。
一般地说，和长辈说话，或者和重要人物（比如领导）说话，是不能“带渣滓”的。不但不能“带渣滓”，还得“您家”长“您家”短。吵架时最好也不要“带渣滓”，因为那会扩大事态。如果是平辈朋友熟人间说话，那就满口是“渣滓”。而且，越是关系亲密，“渣滓”就越多。比方说两个好朋友见面，一个说：“你个闷满养的，这几时跑哪里去了”，另一个就会说：“找你老娘去了”，这实在很不像话，却没有武汉人会计较。
另一件常常让外地人受不了的事是喝酒。武汉人极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浅的试金石，谓之“感情浅，尝一点；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武汉人酒量并不是最大的，难对付的是他们劝酒的方式。比方说，如果你不肯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他们就会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姑娘伢，者个么事！”丝毫也不考虑对方听了以后，脸上是否“挂得住”。这就颇有些北方汉子的味道，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确，一般来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精于算计，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深于城府，处处周到。他们甚至常常会做蠢事，而且不讲道理。比方说，你到武汉的商店去买东西，问价的时候，如果碰巧那售货员心里不太痛快，便会白眼一翻：“你自己不晓得看！”这是一种很没有道理的回答，也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回答。因为假设这件商品价值十元，回答“十块”，才说两个字；回答“你自己不晓得看”却是七个字。多说了五个字，还不落好。可武汉人不会去算这笔账。他们宁肯不落好，也要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不耐烦。
所以，如果你了解武汉人，又不太计较他们“恶劣”的态度，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有时甚至会有点像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像小伢”）。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像那种被惯坏了的骄横无礼的孩子。孩子总是比大人好相处一些。要紧的是以心换心，打成一片。如果你真的和他们成了“梗朋友”，那么，不也可以拍着他的肩膀揪着他的耳朵叫他“郁闷养的”。
武汉人也像孩子一样爱玩。不过，武汉人的爱玩，又不同于成都人的爱耍。成都人的爱耍，是真的去玩，武汉人则往往把不是玩也说成是玩，比如“玩味”、“玩朋友”、“玩水”。玩水其实就是游泳。全国各地都有爱游泳的，但把游泳称之为“玩水”，好像只有武汉。武汉夏天时间长、气温高，江河湖泊又多，玩水遂成为武汉人的共同爱好。武汉人“玩水”或者说壮举是横渡长江。这件事是毛泽东带的头。毛泽东不但开横渡长江之先河，还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汉人大得面子，也大受鼓舞。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武汉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过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极好不可。但武汉人却乐此不疲。因此我常想，幸亏武汉人只是爱“玩水”。要是爱“玩火”，那还了得。
武汉人像孩子的另一表现是不太注意吃相。他们吃起东西来，往往“直呵直呵”地。尤其是吃热干面。热干面是武汉特有的一种小吃，一般做早点，也有中午晚上吃的。做热干面工序很多。先要在头天晚上把面条煮熟，捞起来摊开晾凉，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时，烧一大锅滚水，将面放在笊篱里烫热，再拌以芝麻酱、小麻油、榨菜丁、虾皮、酱油、味精、胡椒、葱花、姜米、蒜泥、辣椒（此为最正宗之做法，现在则多半偷工减料），香喷喷，热乎乎，极其刺激味觉。武汉人接过来，稀稀唆唆，吧答吧答，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来吃，永远不会细嚼慢咽地品味，也永远吃不腻。所以有人说，爱不爱吃热干面，是区分正宗武汉人和非正宗武汉人的试金石。
文革中，许多地方的知识青年都有自己的“知青之歌”，其中以南京的最为有名，词曲都有些伤感。武汉的“知青之歌”却不伤感，也没有遭批判。因为武汉的“知青之歌”竟是：“我爱武汉的热干面。”爱热干面，是不好算作“修正主义”的，也扯不到“路线斗争”上去。爱吃热干面，我以为正是武汉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干脆而利落。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喜欢像吃热干面一样，三下五去二，不者，不嘀哆，也不装模作样。
的确，“武汉人特别的真。”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们即便要说假话，也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当他认定你这个人可以一交时，他对你是绝对掏心掏肺地真诚。他为你帮忙不辞辛苦也不思回报，当然他可能在办事过程中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但真诚之心却是随处可见的。”（武汉人特别的真）当然，武汉人并不“苕”（愚蠢），他们也欣赏“贼”（聪明）。比方说，他们要夸奖一个孩子，就会说：“呀，这伢好‘贼’呀！”当然要“贼”的，如果不“贼”，何以叫“九头鸟”？不过，一般地说，武汉人的“贼”，大多“贼”在明面上，一眼就能看穿。他们也会耍点小心眼，做点小动作，玩点小花招，在掏心掏肺的时候打点小埋伏，但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来。因为他们的天性是率真的。所以，尽管他们也想学点狡滑，玩点深沉，无奈多半学不像玩不好，反倒被人骂作“差火”。
武汉人的好相处，还在于他们没有太多的“穷讲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样讲“礼”，又不像上海人那样讲“貌”。如果说要讲究什么的话，那就是讲“味”。武汉人的“味”确实是一种讲究：既不能没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讨人嫌的，而“味太大”则又是会得罪人的。“你这个人味还大得很咧”，也就无异于指责对方端架子摆谱，不够意思。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武汉人的确是比较“江湖”的。他们远不是什么“最市民化”的一族。尽管武汉建市已经很久，武汉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气，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更向往江湖，无妨说是“身处闹市，心在江湖”，与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颇有些相似。这大约因为北京周边是田园，而武汉历来是水陆码头之故。码头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总是在码头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汉人这里就很吃得开，武汉人也就变得有点像江湖中人。比如“拐子”这个词，原本是江湖上帮会中用来称呼“老大”的，武汉人却用来称呼自己的哥哥：大哥叫“大拐子”，二哥叫“二拐子”，小哥就叫“小拐子”。又比如“叶子”，也是江湖上的语言，指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一如叶子长在树上，关乎形象，也有装饰作用。由是之故，武汉人又把手表叫做“叫叶子”。因为手表也是有装饰作用的，但又有声音，因此是“叫叶子”。对于这些带有江湖气的话，武汉人都很喜欢，流传起来也很快。
武汉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样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比如他们把所有结过婚的女人统统叫做“嫂子”，这就无异于把她们的丈夫统统看作哥哥，他们当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样爱“抱团儿”。这一点也和北京人相似。不过北京人的圈子和武汉人的圈子不大一样。北京人更看重身份和品类，武汉人则更看重恩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武汉人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一个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汉人极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记恩怨、讲义气、重然诺。这些特点武汉人都有。为了哥们义气，他们是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试法的。比如，武汉街头常有打群架就是。至于商店里服务态度恶劣，则因你不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他的朋友，那就不一样，店里来了价廉物美的东西，他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你一时没法来买，他会给你留着，并以恶劣的态度拒不卖给别人。反正，武汉人一旦认定你是朋友，就特别帮忙，特别仗义，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没事时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见踪影。他们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来“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心里面却深不可测。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他们的喜怒哀乐、臧否恩怨都写在脸上。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汉时，多对武汉人的性格不以为然，难以忍受，但相处久了，却会喜欢武汉人，甚至自己也变成武汉人。
总之，武汉人是很可爱的。他们为人直爽，天性率真，极重友情。要说毛病，除爱骂人外，也就是特别爱面子，要味。所以，和武汉人打交道，一定要面子给足，顺着他的毛摸。苟能如此，你就会在他们粗鲁粗暴的背后体会到温柔。
武汉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汉人很少以“大武汉”自居。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武汉，总体上说是开放的，而且历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使得武汉人“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一。或者说，“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一。这就无疑是一种文化优势，有此文化优势，岂能不大展鸿图。
武汉的确应该大有前途。因为武汉虽然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巴人好斗，南边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和“傻冒”，林语堂谓之“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诡计”。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武汉的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更让人受不了的，则是他们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般地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即便要发表不同意见，也要先作铺垫，比如“阁下所言极是，只不过”云云。武汉人可没有那一套。如果他不同意你所说的，那么，对不起，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会一声断喝：“瞎款！”所谓“瞎款”，也就是“胡说”、“乱讲”、“扯淡”的意思。但如果你亲耳听过武汉人说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它要比其他说法生硬得多。
这其实也是直爽的一种表现，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武汉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喜欢当面锣当面鼓，最痛恨“阴倒搞”（背地里搞小动作）。“阴倒搞”也叫“戳拐”，一般指背后告刁状，也指说坏话、散布闲言碎语等。与之相配套的另一个词是“找歪”，也就是找岔子、找麻烦、找不自在的意思。所以，一个武汉人如果发现有人“戳拐”，就会找上门去，毫不客气地说：“么样，想找偶的歪？”这个“戳拐”的人也就只好躲起来。因为一个喜欢“戳拐”的人，在武汉是不会有容身之地的。
武汉人痛恨“阴倒搞”，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同意见，也要痛痛快快地当面说出来，包括说你“瞎款”。这好像有点奇怪。武汉人不是挺讲究“就不就味”的，怎么能这样不给人面子。也许，武汉人并不认为这是“不就味”吧！至少，还没见过因说“瞎款”而翻脸的。相反，如果一个武汉人会当面说你“瞎款”，则多半是把你当作了自己人。因为这说明他和你之间没有芥蒂，没有隔阂，可以随便说话，包括说你“瞎款”。
同样，说话“带渣滓”，也不会引起太多的麻烦。所谓“带渣滓”，也就是说话时带出骂人的话，又叫“带把子”（把，要读去声）。“带把子”就是“话中有话夹枪带棍的意思”（有趣的武汉话），其实不然。所谓“把子”，就是男性生殖器。因此“带把子”便有“见谁操谁”的意思，骂人的话，常常与“性”有关，这也是天下之通则。比如“他马的”，就略去了后面“儿童不宜”的一个字。“个板马”，后面也省掉了两个字，也是“儿童不宜”的。所以，说话“带渣滓”、“带把子”，不太文明。
一般地说，和长辈说话，或者和重要人物（比如领导）说话，是不能“带渣滓”的。不但不能“带渣滓”，还得“您家”长“您家”短。吵架时最好也不要“带渣滓”，因为那会扩大事态。如果是平辈朋友熟人间说话，那就满口是“渣滓”。而且，越是关系亲密，“渣滓”就越多。比方说两个好朋友见面，一个说：“你个闷满养的，这几时跑哪里去了”，另一个就会说：“找你老娘去了”，这实在很不像话，却没有武汉人会计较。
另一件常常让外地人受不了的事是喝酒。武汉人极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浅的试金石，谓之“感情浅，尝一点；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武汉人酒量并不是最大的，难对付的是他们劝酒的方式。比方说，如果你不肯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他们就会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姑娘伢，者个么事！”丝毫也不考虑对方听了以后，脸上是否“挂得住”。这就颇有些北方汉子的味道，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确，一般来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精于算计，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深于城府，处处周到。他们甚至常常会做蠢事，而且不讲道理。比方说，你到武汉的商店去买东西，问价的时候，如果碰巧那售货员心里不太痛快，便会白眼一翻：“你自己不晓得看！”这是一种很没有道理的回答，也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回答。因为假设这件商品价值十元，回答“十块”，才说两个字；回答“你自己不晓得看”却是七个字。多说了五个字，还不落好。可武汉人不会去算这笔账。他们宁肯不落好，也要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不耐烦。
所以，如果你了解武汉人，又不太计较他们“恶劣”的态度，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有时甚至会有点像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像小伢”）。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像那种被惯坏了的骄横无礼的孩子。孩子总是比大人好相处一些。要紧的是以心换心，打成一片。如果你真的和他们成了“梗朋友”，那么，不也可以拍着他的肩膀揪着他的耳朵叫他“郁闷养的”。
武汉人也像孩子一样爱玩。不过，武汉人的爱玩，又不同于成都人的爱耍。成都人的爱耍，是真的去玩，武汉人则往往把不是玩也说成是玩，比如“玩味”、“玩朋友”、“玩水”。玩水其实就是游泳。全国各地都有爱游泳的，但把游泳称之为“玩水”，好像只有武汉。武汉夏天时间长、气温高，江河湖泊又多，玩水遂成为武汉人的共同爱好。武汉人“玩水”或者说壮举是横渡长江。这件事是毛泽东带的头。毛泽东不但开横渡长江之先河，还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汉人大得面子，也大受鼓舞。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武汉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过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极好不可。但武汉人却乐此不疲。因此我常想，幸亏武汉人只是爱“玩水”。要是爱“玩火”，那还了得。
武汉人像孩子的另一表现是不太注意吃相。他们吃起东西来，往往“直呵直呵”地。尤其是吃热干面。热干面是武汉特有的一种小吃，一般做早点，也有中午晚上吃的。做热干面工序很多。先要在头天晚上把面条煮熟，捞起来摊开晾凉，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时，烧一大锅滚水，将面放在笊篱里烫热，再拌以芝麻酱、小麻油、榨菜丁、虾皮、酱油、味精、胡椒、葱花、姜米、蒜泥、辣椒（此为最正宗之做法，现在则多半偷工减料），香喷喷，热乎乎，极其刺激味觉。武汉人接过来，稀稀唆唆，吧答吧答，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来吃，永远不会细嚼慢咽地品味，也永远吃不腻。所以有人说，爱不爱吃热干面，是区分正宗武汉人和非正宗武汉人的试金石。
文革中，许多地方的知识青年都有自己的“知青之歌”，其中以南京的最为有名，词曲都有些伤感。武汉的“知青之歌”却不伤感，也没有遭批判。因为武汉的“知青之歌”竟是：“我爱武汉的热干面。”爱热干面，是不好算作“修正主义”的，也扯不到“路线斗争”上去。爱吃热干面，我以为正是武汉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干脆而利落。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喜欢像吃热干面一样，三下五去二，不者，不嘀哆，也不装模作样。
的确，“武汉人特别的真。”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们即便要说假话，也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当他认定你这个人可以一交时，他对你是绝对掏心掏肺地真诚。他为你帮忙不辞辛苦也不思回报，当然他可能在办事过程中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但真诚之心却是随处可见的。”（武汉人特别的真）当然，武汉人并不“苕”（愚蠢），他们也欣赏“贼”（聪明）。比方说，他们要夸奖一个孩子，就会说：“呀，这伢好‘贼’呀！”当然要“贼”的，如果不“贼”，何以叫“九头鸟”？不过，一般地说，武汉人的“贼”，大多“贼”在明面上，一眼就能看穿。他们也会耍点小心眼，做点小动作，玩点小花招，在掏心掏肺的时候打点小埋伏，但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来。因为他们的天性是率真的。所以，尽管他们也想学点狡滑，玩点深沉，无奈多半学不像玩不好，反倒被人骂作“差火”。
武汉人的好相处，还在于他们没有太多的“穷讲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样讲“礼”，又不像上海人那样讲“貌”。如果说要讲究什么的话，那就是讲“味”。武汉人的“味”确实是一种讲究：既不能没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讨人嫌的，而“味太大”则又是会得罪人的。“你这个人味还大得很咧”，也就无异于指责对方端架子摆谱，不够意思。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武汉人的确是比较“江湖”的。他们远不是什么“最市民化”的一族。尽管武汉建市已经很久，武汉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气，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更向往江湖，无妨说是“身处闹市，心在江湖”，与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颇有些相似。这大约因为北京周边是田园，而武汉历来是水陆码头之故。码头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总是在码头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汉人这里就很吃得开，武汉人也就变得有点像江湖中人。比如“拐子”这个词，原本是江湖上帮会中用来称呼“老大”的，武汉人却用来称呼自己的哥哥：大哥叫“大拐子”，二哥叫“二拐子”，小哥就叫“小拐子”。又比如“叶子”，也是江湖上的语言，指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一如叶子长在树上，关乎形象，也有装饰作用。由是之故，武汉人又把手表叫做“叫叶子”。因为手表也是有装饰作用的，但又有声音，因此是“叫叶子”。对于这些带有江湖气的话，武汉人都很喜欢，流传起来也很快。
武汉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样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比如他们把所有结过婚的女人统统叫做“嫂子”，这就无异于把她们的丈夫统统看作哥哥，他们当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样爱“抱团儿”。这一点也和北京人相似。不过北京人的圈子和武汉人的圈子不大一样。北京人更看重身份和品类，武汉人则更看重恩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武汉人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一个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汉人极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记恩怨、讲义气、重然诺。这些特点武汉人都有。为了哥们义气，他们是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试法的。比如，武汉街头常有打群架就是。至于商店里服务态度恶劣，则因你不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他的朋友，那就不一样，店里来了价廉物美的东西，他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你一时没法来买，他会给你留着，并以恶劣的态度拒不卖给别人。反正，武汉人一旦认定你是朋友，就特别帮忙，特别仗义，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没事时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见踪影。他们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来“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心里面却深不可测。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他们的喜怒哀乐、臧否恩怨都写在脸上。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汉时，多对武汉人的性格不以为然，难以忍受，但相处久了，却会喜欢武汉人，甚至自己也变成武汉人。
总之，武汉人是很可爱的。他们为人直爽，天性率真，极重友情。要说毛病，除爱骂人外，也就是特别爱面子，要味。所以，和武汉人打交道，一定要面子给足，顺着他的毛摸。苟能如此，你就会在他们粗鲁粗暴的背后体会到温柔。
武汉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汉人很少以“大武汉”自居。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武汉，总体上说是开放的，而且历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使得武汉人“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一。或者说，“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一。这就无疑是一种文化优势，有此文化优势，岂能不大展鸿图。
武汉的确应该大有前途。因为武汉虽然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巴人好斗，南边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和“傻冒”，林语堂谓之“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诡计”。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武汉的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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