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邮坛、风范永存的孙传哲先生

纪念孙传哲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孙传哲邮票艺术报告会讲稿之一

情系邮坛、风范永存的孙传哲先生

 今年是我敬爱的父亲孙传哲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我非常高兴能来浙江故乡参加集邮界朋友们为纪念他诞辰九十周年而举办的纪念活动。在此，谨向在百忙之中莅临报告会的各位领导、集邮家和邮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在父亲从事美术和邮票设计工作的半个多世纪漫长岁月里，经历了日寇的侵华战争，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以及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等喜忧交替的沧桑岁月，而父亲对邮票设计工作的执着热爱和对邮票设计艺术的精益求精始终如一。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父亲的白天总是和画桌画笔连在一起的，即使星期天也别无例外。好不容易盼到父亲带我们上街，但他最终的目的地还是去了书店或旧书摊买书、找资料。我总感到父亲的艺术灵感特别丰富，每当接到一项邮票设计任务，那怕时间再紧迫，他也会很快拿出图稿来。我想，这正是他平时注意资料收集以及创作经验的累积所致。父亲非常重视深入到工厂、矿山、农村去实地调查和体验生活，到和设计的邮票题材有关的风景名胜地及少数民族地区去写生、拍照、收集素材资料。父亲还非常重视与邮票的雕刻制板专家及印刷专家互相交流，和他们建立了非常默契、友善的关系。在他们的紧密配合下，父亲将邮票制作全过程在设计时就充分地加以把握，以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邮票印刷设施非常简陋的困难条件下，力求邮票的质量有新的突破。在父亲从事邮票设计的四十年中，由于文革的干扰，在他邮票设计艺术正走向成熟之时，被终止工作达五、六年之久。但就在这三十多年里，父亲亲手设计和主持参与设计的邮票仍达到一百五十套以上，这确实是与他的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他对邮票设计不断探索、钻研、精益求精以及他高度的责任心是分不开的。

 父亲出生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一生热爱祖国，为人正直，严于律已，诚实待人，艰苦朴素，从不贪图生活享受。记得我小时候，家中常挂着一幅父亲特别喜欢的中国画和对联，中国画的画面是一株挺拔的松树，画两边的对联写的是“江上多风波，天地有正气”。母亲曾多次对我们说，解放前父亲失业，在极为穷困的处境下，有人介绍他去日伪的一个文化宣传机构工作，但被他严词拒绝。父亲说宁可在街上画广告，画小人书，也不会去日伪机构任职。父亲以浩然正气，保持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解放后，父亲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专业邮票设计师，他非常珍惜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厚爱，在邮票设计的专业工作中，全心投入，精益求精。父亲是一个对艺术非常执着和专心致至的人，对于行政工作倒常感力不从心，但也总尽全力去完成。记得我在北京上学时，当时父亲担任了邮票设计室主任，我常常看到他为准备会议资料和发言要熬到深夜，看他如此焦累和劳神，我也常会在课余时间帮他抄抄写写。后来我分配到了上海工作，父亲也常在和我往来的书信中，和我商讨他的一些学习心得和工作计划。父亲晚年担任北京市政协和民革的委员、常委等社会工作，仍不顾年迈多病，去工厂、农村、学校调研、走访，还常同我推敲、修改他写的提案。

 父亲一生严于律已，诚实待人，不仅对待同事和朋友有一颗热情、博大和宽容的心，对我们子女也是如此。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件永久铭记在我心中的往事：那是在文革初期，林彪要大家“活学活用”，写“立竿见影”的心得体会文章。当时我曾应父亲的要求，帮助他写过一些“立竿见影”的心得文章，以作应付交差。可我和父亲心里都明白，这样的“活学活用”是违背实事求是、提倡讲真话的作风的，而且也会使毛泽东思想陷于庸俗化的境地。后来我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讲了我的这一看法。想不到后来这封信在造反派抄家时，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于是我和父亲都经历了一场空前劫难，直到文革后才平反。可是父亲却没有为此而怪罪过我，他从“五七干校”回北京后，尽管因久病身体非常虚弱，还从邮局给我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副新的眼镜和一只新的手表。父亲的关爱和宽厚，使我倍加不安，至今我还常会想起因为那封信而使父亲蒙受的极大屈辱，仍深感后悔和内疚。

 我常常回忆起，解放初期到“文革”前，我和父亲在北京一起生活的那一段时间，那是我最为难忘的时光。每天吃完晚饭，父亲和母亲在家里的画室兼客厅里作画、备课，我和姐弟们做作业、看书学习。五十年代中后期，父亲还被评为邮电系统的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父亲以他的实际行动给我们言传深教，要我们诚实正直做人，勤奋执着学习。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再三教育我们要彻底摈弃骄娇二气，不要贪图生活享受。父亲的这些教导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是他们给我的最大财富。

 1973年，父亲从湖北“五七干校”回北京后，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及痔疮过量失血而导致严重贫血，身体十分虚弱。父亲病愈回邮票设计室后，非常痛惜由于文革耽误了他的邮票设计时间和我国邮票设计事业蒙受的巨大损失，倍加珍惜地积极投入到邮票设计工作中去，先后设计了《台湾风光》，《苏州园林》、《月季花》等许多邮票。1985年，已经70岁的高龄父亲还带着几十公斤行李，独自一人到长江去写生创作。他从长江源头一直到上海的长江入海口，画了上百幅写生稿，并根据这些写生稿精心设计绘制了一组从长江源头到长江入海口的长江的邮票图稿。当时父亲曾在上海对我说：“我的邮票设计工作始于此，希望也能终于此。期盼能以这套邮票作为我邮票设计生涯的圆满句号。”可惜后来由于邮票选题等原因，他的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退休后的父亲尽管已是七十多岁高龄，但他依然情系方寸，情系集邮文化。他为各地集邮协会设计了大量纪念封，首日封等集邮品，并不顾年迈多病，到许多省市举办邮票设计作品展览，为集邮爱好者进行邮票设计的讲学，宣传集邮文化。同时还请他的忘年交李少华为将他四十年的邮票设计作品汇编成集。父亲在去各地参加集邮活动时，从不以邮票设计大家而自居，总是和诸多普通的集邮爱好者们促膝谈心，解答集邮者们有关邮票设计的一些问题，和集邮者们一起欣赏、评析新邮，为集邮者们签名留念……直至1995年4月初，父亲还在家中为即将去广州参加的邮票设计展览绘制和准备展出的画稿。当时父亲身体非常不好，加上刚动完白内障手术不久，在修改图稿时，不得不借助放大镜的帮助，后来以至累得将画稿套入塑料袋中都无法完成，只好叫母亲帮助他完成这一简单的操作。父亲就是这样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宁可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倒下，而不愿在家中安度余生的愿望。

 父亲的突然去世，给全家带来了无限悲痛。很长一段时间，我母亲和几个子女总不相信父亲的去世是事实，总认为父亲是去外地举办邮票设计作品展览很快就会回来的。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九年中，她一直想亲手整理父亲的遗物。但几次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都会触景生情而泪流满面，并常因此而跌倒在地上……后来，母亲将对父亲深深的思念，转化为对邮友们的深情厚意之中。她不顾年迈，在家中热情地接待来访的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的集邮界领导和邮友们，和他们一起缅怀父亲；和浙江故乡的集邮界领导商谈“孙传哲邮票艺术集邮文化研究会”的活动和工作；每年的“孙研会”年会举办前，母亲都会为年会发去贺信；直至多2004年6月母亲去世前的一星期，母亲还为在诸暨举办的“孙研会”年会发去贺信；2003年父亲的忘年交李少华先生在珠海被大火烧伤后，母亲非常悲痛，多次亲自打电话到深圳慰问，还嘱咐我一定要代她到杭州去看望少华同志。

 父亲对事业的执着和追求，对晚辈、对友人的关心爱护，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终生难忘。他的精神给我们晚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那平凡、朴实而又高风亮节的风范永存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