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凤岗寅兄
何幸与君为同年，不期先赋归道山
——怀念凤岗寅兄
今岁大地春还时节，正在思念分散天涯的老友，忽得基隆蔡英清友来片，惊悉吴凤兰先生不幸已在北京仙逝的噩耗！接着北京沈国荣邮友再度来信证实了这一令人感伤的消息。他知道凤岗与我不仅在邮坛为同道，且在邮局为同寅，尤其难得的是我们是同年出生的，而考入邮局也在同一年，所以真正可说是有“几同”之缘的“同年”。
大约在六年之前，凤岗兄专程来台访问，主要是“以邮会友”，看看多年不见的老友，携同他的珍邮集。顺便到各地巡回展出一番，藉叙旧的机会、畅谈邮事，更增一分文化交流和加强两岸同胞情谊的意义。他的访台之行，虽然只留了几星期，但晤聚人士不少，感情融洽，展览也颇为轰动，是一次很成功的访问之旅。
在他的展览和座谈会上，我初度有缘与这位久闻大名的同年把晤，并在吴季贤先生（台北县集邮学会会长）办的欢迎聚会上同桌并肩叙谈到彼此的几同之缘。
照阳历算，我是1919年12月3日出生的，而他则为1920年2月19日生，彼此相差一个年次，而事实上我只较他虚长二个月有余而已。据他说自己的生日恰好在那一年的阴历大年夜（腊月三十），所以咱俩都是岁次已末，年肖同为属羊的，谊为“同庚”。这是“几同”之一。到抗战爆发之后，民国三十年（1941年）我们又分在陕西西安和湖北恩施，几乎也是同时考入邮局，虽然不在同一榜上题名，但论从邮的年次，实在也算“同年”的举子。这是第二个“同”。
他在西安，我在恩施，关山遥隔，但皆为邮政同寅。如此，一直到战胜复员，他调南京，我来台湾。由于凤岗兄早在学生时代就迷上了集邮，在西安有著名的“甲戌邮学会”，风气之盛.我想他当年在邮会已开始有活动、且不时有邮文在邮刊发表，笔名用“吴乃器”或“乃器”二字，因此，若论在邮学方面的早悟与得道之先，我比他差之远矣!不过，无论如何，我日后在台湾以“晏星”之笔名、亦附骊于邮学之苑、小有名 气，所谓在邮坛为“同道”或“同好”，自然也算是“有志一同”了。
不过，据凤岗告诉我，也正因他之有集邮雅癣，当年投考邮局，在面试时，不小心自认有集邮的爱好，几乎名落深山！因为根据邮政人事规章，邮局人员不准集邮，此乃“职业禁忌”、岂能甘冒“大不题”乎？所幸主试的这位邮务长西密司（F·L.SMITH，英国人），倒也不以为意，手下留情，顺利过了关。事后想想，觉得好险。
凤岗兄之在邮坛、早著声望，胜利后，他在南京终于被邮政总局识拔，让他学以致用，招延到总局主管邮票设计部门，发挥长才。有一件大事，他年定将名垂邮史，就是著名的邮票绘图员孙傅哲先生，原是凤岗兄亲手考选识拔进入邮局的。这位“大师级”的邮票设计者，几十年间为中国邮票留下了许多不朽佳作。追本朔源，吴凤岗应亦同垂不朽！这一段故事，凤岗亲口语，我不可不记。
山回水转，我在台湾所走的从邮之路，后来几乎与凤岗异途而同趋。他在北京，我在台湾，分头为创立邮票或邮政的专业博物馆而努力。从创馆到日后的研究发展，虽云各有千秋，但毕竟二人之志业佥同。到1970年代起，我更有幸被寄以发行邮票之重任，忝充供应处长达十年之久。总之，自1965年之后，我也与邮票结了不解之缘。海峡两岸两位属羊之人，都是邮界或邮坛著有贡献之人，亦一巧合之事。
与凤岗在台北晤别，倏逾六载，原有他年再图重聚之约，不意於三年前他得了癌症，开刀治疗经过尚好，病中来信，说自己这般年纪，即使走了，也不算“夭寿”云云，甚是豁达。上年，他还有澳洲探亲之旅，并承他寄澳洲风景片，足资纪念。不图这竟是他最后的遗墨。人生大限，回天乏术，无可奈何，都过了八十大寿，又复何憾？凤岗兄的邮学贡献，永留人间，山高水长，千秋不朽。他可以安息了。
（原载2000年《荆楚邮林》试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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